党的政策落实好 蚕茧增产二倍半


               华容县江洲公社


  我们江洲公社是由原江洲桑场扩大的。原江洲桑场共五个分场,二十五个生产队,六百零六户,二千四百人,其中以养蚕为主的有三个分场,十六个生产队,三百零八户,一千四百一十人,共有桑树面积二千八百亩,其中采叶桑园二千五百亩。我们的桑园是一九七七年栽植的,一九七九年养蚕二千零七十六张,蚕茧产量七百六十五担,蚕茧产值十二万六千元。今年养蚕五千张,蚕茧总产量二千六百一十六担,比去年增产一千八百五十一担,增长二点五倍。总产值四十五万零六百二十四元,比去年增加三十二万四千六百二十四元,增长二点五倍。今年在三百亩桑树受渍的情况下,平均亩产一百零四斤,亩平产值一百七十七元,一部分生产队亩平产值超过了二百元,扶养蚕总户三百零八户计算,户平产值一千四百六十三元,按养蚕总人口一千四百一十人计算,人平养种三点五五张,人平产茧一百八十四斤四两,人平产值三百二十元。
  今年蚕茧大幅度增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季季增产,春蚕养种一千二百五十张,总产九百六十五担,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产。中秋蚕养种二千张,总产一千零四担,又超过了春蚕的总产,平均张产达到了五十斤。尤其是晚秋蚕,前几年都没有养成功,去年被大量的倒掉了,少数地方虽然有收成,张产却只有二十来斤。今年晚秋养种八百张,总产三百一十一担多,平均张产接近四十斤。
  今年蚕茧大幅度增产的主要经验是落实党的政策,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,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,做到千斤担子众人挑,蚕茧产量成倍增长。
  前几年,我们由于受极左路线思想的影响,强调一大二公,搞生产统一指挥,以场统一核算,群众是坐大船,打大鼓,打破了大鼓大家苦。一切都由场里包起来,生产队没有自主权,社员没有积极性,结果出现了三多三少的现象,即桑园间种作物多,桑树成活少;劳力外出找副业的多,培桑养蚕的少;出勤磨洋工的多,扎扎实实干,讲究质量的少。由于责任制不落实,社员搞混混工,蚕子吃吊吊食,结果蚕茧产量不高,办场三年平均每年产茧只有四百来担,亩平产茧不到十五斤,去年亩产也只有三十斤。今年我们反复学习党的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精神,回顾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,认识到过去搞“统”“包”的作法,主要原因是思想不够解放,群众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。认识提高以后,我们对生产责任制进行了认真研究,本着“队栽桑户养蚕”与劳动者的个人利益紧紧挂上勾的原则,改进了管理方法,即:在坚持劳力统一安排,规划统一制订,产品统一分配,农具统一使用,作物统一种植的前提下,实行核算在队,责任到劳,五定一奖,联产计酬的责任制。在落实任务时,层层签订经济合同,在执行合同中,分季搞奖罚兑现,与此同时把经济工作与政治思想工作紧密结合起来,春蚕丰收后,我们召开了全场群英大会,总结经验表彰先进,落实奖罚兑现,仅春蚕一季,全场发超产奖金三万五千多元,并一次兑清,春蚕结束后,我们再次发动群众夺取夏秋蚕的高产、优质,比人平产量和亩平产量,夺取中秋蚕超春蚕的更大胜利,带来了中秋蚕的更大丰收,我们又一次召开了全场的兑现大会,评选了六个全场之最的先进单位和十九个先进个人,把他们请到前排就坐,戴上了大红花,造成了劳动光荣,得奖光荣的浓厚政治空气,中秋蚕一季发超产奖金五万四千元。
  由于政策落实,任务明确,办法具体,及时进行了奖罚兑现,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群众植桑养蚕的积极性,各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,特别是干群的精神面貌变化更大。我们原桑场的社员大部分是从全县各个公社迁来的,来的时候对植桑养蚕能不能高产抱怀疑态度,因此有的人来了心没有来,有的在原住处的老屋都不愿意拆,在桑场只搭了个茅棚,临时住一住,脚踏两只船,好就住下来,不好就搬回老家去。去年还有人认为,桑场办了三年,蚕茧产量不高,收入不大,希望涨一场大水,让垸子溃决,把桑树淹死了好改种棉花。现在的情况就大不同了,原来桑树栽得少的两个分场,要求今冬明春大部分面积都扩种桑树;原来思想不稳定的社员,现在稳定了,用他们自己的话说:赶都赶不跑了;原来望涨大水把桑树淹死改种棉花的,现在如果谁要动他一根桑树,他就会找你拚命。附近大队有许多女青年都想在桑场找个对象,全县各个地方想迁到桑场来的社员多得很,桑场的户口很紧张。我们这里流传着一首打油诗:“昔日一片荒凉地,如今银行已建成,有女愿嫁江州郎,种田也要开后门。”
  我们体会到,专业承包,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就是好,联产联人心,谁联谁关心。这样的责任制,不仅能提高产量,而且能够提高质量。联产以后,社员学习植桑养蚕的技术十分认真,今年我们先后举办了五期技术训练班,参加听课的人很踊跃,达到一千三百多人次,有的社员互相串门交流经验,有的请技术员传授技术知识,学科学技术已蔚然成风,养蚕认真负责。二分场四队社员涂法生,今年养春蚕的时候,为了防止老鼠吃小蚕,连续几晚睡在薄膜烧床里,他为了避免煤气中毒,便把头伸在薄膜外,过一会儿就用棍子把竹篙敲几下,群众形容他是:“守蚕象站岗,赶鼠如敲梆。”
  责任制落实后,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,比如蚕具不够,群众就用黄麻秆、小竹子、杠柴编制了蚕帘一万一干条床,代替了二万七千八百多个蚕箔,节约了资金八万多元,蚕房不够,社员腾出住房四百六十七间,计六千多个平方。社员李良成、李良华、李良勋三弟兄,把灶转在门外边,把床搁在屋檐下,腾出房子来养蚕,今年得超产奖二千九百余元。资金不足,大家就内筹外借,把准备买缝纫机、油毛毡的钱都投资给集体,全场自筹资金七万多元。这样,大大的提高了养蚕能力。按照全场现有设备,一季只能养五百张蚕的能力,而今年中秋蚕养到了二千张,挖掘了四倍的生产潜力。如果象去年那样以场核算,统统包起来,养一千二百五十张春蚕就需要国家投资三十四万五千元,而今年只用了国家贷款和预购定金六万五千元。
    我们在蚕桑生产上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,但和先进单位比,科学养蚕还做得很不够,单产还不高。我们决心进一步落实好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,健全和完善生产责任制,把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,明年要百尺杆头更进~步,计划养蚕七千张,产革三千五百担,新扩桑园一千二百亩,使桑园面积达到四千亩,往后每年扩大一千五百亩,到一九八五年建成万亩桑园的公社。